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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□華西都市報評論員蔣璟璟
　　只有將“告知義務、交易自由、契約精神、自主選擇”等確立為消費立法的主線，才能徹底規避“各種禁令”被各個擊破的可能。
　　11月1日起，商務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發佈的《餐飲業經營管理辦法（試行）》開始施行。該《辦法》規定，禁止餐飲經營者設置最低消費。記者調查發現，多地餐飲最低消費現象仍存在，收費換湯不換藥。此外，部分餐廳還通過對包間大廳制定不同菜單，來變通應對禁設最低消費。
　　“最低消費”在法規層面被否定，卻無礙於現實中頑固生存。餐飲市場內，那些充斥著歧視、偏見和強制的行業條款，已然讓經營者形成根深蒂固的路徑依賴。它們習慣於藉此模式攫取利益，同時拒絕作出任何實質性的“讓步”……於是，公眾看到了，那些變通與投機取巧的伎倆，在各地餐館里輪番上演。再一次，法律規則的沿革，似乎未曾讓生活變得更好，卻僅僅是轉化成，一次次無聊的文字游戲而已。
　　新《辦法》規定，“禁止餐飲經營者設置最低消費”。此一表述雖言簡意賅、指向明確，卻頗有過於籠統、掛一漏萬之憾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各個餐館之所以能輕易迎合“新規”，就在於《辦法》僅僅將“最低消費”等同於“直接的消費下限”，這無疑給了商家改換名頭、見機行事的空間。在很多地方，餐館雖然不再設立最低消費，但藉由服務費、包間費、“指定菜單”等手段，還是無形間人為推高了顧客的消費成本。
　　“最低消費禁令”所遭遇的尷尬，實則折射了，消費者維權法規的普遍困境。一直以來，各種事無巨細的行政“禁令”，不僅沒能改善消費者的權利狀態，反倒讓經營者的侵權行為變得更為隱匿。究其原因，很大程度上恰是因為，諸多消費領域的立法，往往採取列舉式（甚至是單一列舉式）的行文方式。其導致的後果是，法條雖有針對最低消費、包間費、開瓶費等等的限制，卻少有關於消費者權利和商家侵權認定的一般性、概括性闡述。
　　當我們缺乏一套周全的法律體系，來對商家各種經營行為作出對應評判，卻只是試圖將之套用到最低消費、包間費等具體禁令之中，註定收效甚微。理想狀況下，消費領域立法首先要做的，並非是打擊具體的欺客行徑，而是對供求雙方權責、市場倫理底線加以說明，繼而在此基礎上，形成普遍適用的侵權界定和製裁標準——終究，只有將“告知義務、交易自由、契約精神、自主選擇”等確立為消費立法的主線，才能徹底規避“各種禁令”被各個擊破的可能。
　　捍衛消費者權益，一方面要在立法環節超越“有限列舉”的局限，通過概括式表述、一般性確認，來對消費者主權和市場交易秩序，加以全方位保護；另一方面則要拓寬消費者自主維權的通道，這意味著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，能夠超越法條的形式所限，真正從“法律實質”角度出發，來看待和處置複雜的消費糾紛。（相關報道見11月2日《新京報》）　　（原標題：最低消費禁令，指向消費立法的普遍尷尬）